从社会发展的内因外因考察李约瑟难题的一点想法

在学习自然辩证法之前,我个人对李约瑟难题了解不多,但是在大量阅读历史材料时,我发现自己也有着同样的困惑,那即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我深信着这个问题困惑着很多中国学者。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对国内外学者的资料进行大量阅读总结,然而,如果把自然科学与工业革命当成一件历史事件来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任何一件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阶级基础。同样的,分析上面的李约瑟难题,也应当把近代科学大发展和工业革命放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从经济、政治和阶级角度进行分析。

然而,这三个角度,即使任选一个,都可以写出若干本长篇巨著。因此,在有限的篇幅中,这是难以做到的。那么,我想换一个角度,从推动这些发展的最根本角度,即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基本生存所需入手。

根据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中的观点,中国社会长期尊崇的是儒学。儒学对于中国经济的基本观点是:重农轻商。这种基本观点的成因则是长期来自北部边境的游牧民族战争压力。把那些少数民族和在当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民族放在同一个水平上来考虑,游牧民族面对的生存压力更大,同时其经济也更加脆弱。正是由于这种脆弱性,导致了游牧民族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导致了对南部经济体—中原经济体的长期掠夺。迫于上述压力,中原经济体也不得不做出长期准备。由于历史一直向前发展,但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发展水平不同,在古代的中国,中原地区迫于长期的生存压力,其发展经济与科技的需求也更加迫切。同时,中原经济体的农耕经济的长期性使得在面对压力时更有准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其科技较游牧经济体更为发达。这些因素基本构成了中原经济体长期发展农业准备战争的经济原因以及中原经济体的科技优势的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经济体面对的长期战争压力和较为低下的生产效率使得长期发展农业称为一种循环。但是说到底,抑制商业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还是生产效率低下的特点和其单单促进物质交换而非物质生产的属性。由于战争需要长期而大量的物质人员准备,这与商业活动中,物质与资本向高需求和丰富利益的流向有时是背道而驰的。故而商业活动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是难以避免的。其实,商业活动对于物质生产的促进为提高生产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对于科技进步有着极大的促进功能。但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经济体对于气候的变化十分敏感,这种敏感性加剧了农业生产中长期准备的需要,这使得用来交换的物品减少。这种恶性循环使得中原经济体虽然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就发展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雏形,其科技水平也居于较高水平的情况下,没能够进一步发展,成为世界科学与工业革命的领头羊,反而被相对落后的民族所消灭。历史上,这种事情并不鲜见,如希腊、罗马例。

这种问题其实一直困扰着中原民族。我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这个问题只有两次得到了真正的解决,那就是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建立中原政权。一次是元朝,另一次是清朝。元朝的统治时间实在太短,所以以清朝的发展为例,同时,清朝统治的时期也正是中原经济体科技发展陷入缓慢停滞的时期。这种停滞的根本原因是失去了北方威胁的压力。

本来在失去了外部压力时,通过技术的交换交流也能促进经济与科技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地理位置的相对隔绝,周围民族的发展相对落后,交换带来的发展不是特别明显。地理上的隔绝带来了文化上的隔绝。小农经济的发展模式虽然有向小资本经济发展的自发性,但是考虑既得利益者依然更加倾向于保护自己的现有利益而不是冒险,封建经济在中国社会的固化带来了阶级固化,在政权稳定后发展起来的商业群体难以逾越这种障碍,却自然而然的成为了被剥削和压迫的对象。而且加上中原经济体庞大的陆路运输系统使得商业成本居高不下,不能像海运那样短期内积聚大量资本,所以经济发展中商业始终不能占据主导作用。这样,既缺乏外部压力,内部发展的动力又不足。古人云,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那么,从这个经济基础上决定的社会上层建筑,也必然不能支撑超越其本身的经济发展,进而,也就失去了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失去了土壤的种子,难以萌发。

综合上面的观点,我给李约瑟难题提出了一个可能的答案。在阅读国内外的资料时,其实国外学者对于李约瑟难题的根本存在性也是存在质疑的,但是基于近代历史的观察下,我们也不妨先承认其存在性,给出一种解释。至于李约瑟难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即为什么像中国这种历史古国没有发生科学与工业革命,如果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上考虑,这个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因为或早或晚,世界各地民族发展终将进入文明经济极大发展的境地中,这种发展给人类文明的推动作用是短期正向,长期上逆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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